《曹玉清将军回忆录》连载(二)

 

 

　　1929年清明节，我们在江西省万载县举行暴动的当晚，连夜出了县城西门，撤离了万载城，朝湖南方向走。在微弱的星光下，大家沿着崎岖的山路，拖着疲倦的身躯，默默地前进。天将亮时，快走到大桥镇，就往另一条路上走，因为大桥镇是敌人的据点，驻有部队，前面有民团。走了一段就迷了路，只知道要往湖南走，但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大桥镇一带，原来是红军的游击区的边界，红军也来，敌人也来，我们在那一带不敢走大路，只是在晚上赶山路走。这时，那个监狱里放出来的向导说他晓得路，我们就跟他岔到了朱木桥。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一片小林子里休息。我们刚坐下来不久，他又找来个农民打扮的人走了过来。来人问我们：“你们到哪里去?想干啥去?”由于我们没有目的地，就说是：“发点财，好回家。”还问他：“附近有什么部队?要打我们的话，好做准备打他们。”并说了我们想要去打浏阳。听说打浏阳，他说：“你们几十个人想打浏阳?是打不开的，那里有几千人，不能去。”我们提出来，这几十个人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这里有穷人的军队，是爱护穷人，为穷人谋利益的。如果你们要去找他们，我就先去联系。”听他的话意，我们怀疑他就是所讲的红军。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打份的人就是红军。

　　等到下午，红军派了代表来找我们正式接头，谈了条件。他说：“红军通过地方党组织，对你们的行动已有察觉。你们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起义出来，就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求解放，就要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但是我们也不勉强，你们想到这里干，就留下来。不想干的回家的给60块大洋，把枪留下的，每人再给30块大洋。”那时候，我们虽然不懂得很多的革命道理，可是，红军替穷人打天下，为穷人求解放，我们早就知道。龙昌汉说：“回家没有活路，自己干，也长不了。要活命，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觉得此话有理，商量好后，表示愿意到这里干，我们都是穷人嘛。

　　在代表的带领下，到朱木桥过去的一个地方进山，走到万载与平江交界处。这里原来是彭德怀同志带领红军活动的地方，现在大部队都跟彭德怀同志上了井冈山，平江的黄金洞、浏阳这边被国民党烧光了，剩下来的部队都在山上，摸不清我们究竟是真来投奔红军，还是打红军，所以也不敢下山来接收我们，每天派人观察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我们也只得慢慢接近。1929年3月14日左右，到了平江的黄金洞，这里是黄公略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二纵队的根据地。虽然敌人的围剿战火刚刚熄灭，硝烟未散，老百姓、军队都住在现搭的草棚里，但是，一路上群众对我们很欢迎，送烟、送酒、送肉。山脚下，草坪上满是欢迎的人群，一片欢歌笑语，我们如同来到了一个新世界，高兴得很。到平江黄金洞后，在一个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三间房子的小庙里，我们与地方武装合编到红五军二纵队，约有二三百人，纵队司令员是黄公略同志。有天开欢迎大会，黄公略同志给我们讲话，他说：“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现在这里很艰苦，眼前有许多困难，房子也烧光了。但是，我们要努力奋斗，不仅要把根据地保卫好、建设好，将来还要解放全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凝视着这位人民英雄，聆听着他的教导，我心情异常激动，庆幸自己做对了，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红五军是平江暴动起义的，彭德怀同志任军长。后来分成五军、八军，红五军军长是彭德怀，红八军军长是李灿，红八军也归彭德怀同志指挥。二纵队，是彭德怀同志带了两个纵队上井冈上和毛泽东同志会合后，留在平江、浏阳、万载坚持根据地的一个纵队，约有一百五、六十人。黄公略同志调任16军军长后，李实行同志来当二纵队的司令。当时，为了照顾我们，每人发了30块白洋，还有慰劳的东西。红军、老百姓把房子都让给我们住，我们真正感到参加人民军队的光荣和革命同志的热情，决心把烧、杀、抢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光。在整编大会上黄公略同志说：“我们今天增加了新的力量，队伍扩大啦!现在扩编为9个中队，将来要编几十个中队，甚至几个军、几十个军。现在我们在高山上，房子被敌人烧了没有地方住，将来我们要到平原城市去，有的是大房子，全国都是我们人民的，我们都要去。……”听了黄司令的号召，大家一致决心：“坚决执行命令，听候整编!”黄公略同志已经为人民牺牲了，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人民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今天，回味他的讲话，是多么有力量，有信心啊!整编时，我们一同来的45个人分散了，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把大家分别编进各大队。我与同来的龙昌汉等二十几个人，分在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是我们的上士班长龙昌汉，他这个人调皮，打仗却厉害得很。那时我年轻，也调皮，打仗也厉害，我当了分队长，分队相当于一个班。原在万载城里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余化明同志，随后也赶到这里任三大队的党代表。这样我正式参加了红军，时间是1929年3月底或4月初。

　　我在旧军队从一等兵当到下士班长，其他都未干过。思想上那时只想搞点钱，升官发财。每次发饷后都是赌博，赢了钱就大吃大喝，花完了就向别人借。我们从万载城跑出来时，是想多搞些钱，把枪丢掉，分散回家。当时得的钱不少，每人都有两百元现洋以上，还有金镏子。参加红军时，对我们很好，老百姓和军队都来欢迎我们，慰劳很多东西。每人发了30元现洋，另又发了一个月的饷。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这才是我要找的队伍，打算不回家，决心跟着红军奋斗到底。

　　整编后，我们力量扩大了。黄公略同志为了考验我们，他说：“我们增加了力量，就去打白沙反动据点。”我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黄公略同志亲自指挥九中队进攻白沙镇，到平江的东乡去打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当地话叫打“白沙”。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打下对苏区人民摧残最厉害的反动窝子白沙镇。这一仗没有全部歼灭敌人，把他打跑了，只捉了几个人，烧了敌人的据点。我们新过来的伤亡4人。但是，这一仗表示了我们是真来参加红军的，不是假的，得到了信任。同时震动了敌人的大本营。当时，敌人集中几个团，大举向苏区进攻，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把部队分散数十路到外围去活动，扦到敌后去活动。我们三大队到万载一带去，白天成了黑夜，天黑了我们就行动，两个多月的周旋，敌人束手无策，只好收兵回营。在这次艰苦的反“清剿”斗争胜利后，我们各路红军又集合在铜鼓、万载交界的黄茅镇附近。开始我们还有旧军队的习气，还是赌博，态度不好，通过党组织的耐心教育，我们克服了坏毛病。6月份，我们进攻敌人吹嘘为攻打不破的“铁柜子” 的反动据点黄茅镇，被我们和地方赤卫队用土炮在一天的战斗里就拿下来了，将敌人全部消灭。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背上负了伤，离队休养。那时候，部队没有医院，就把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疗养。敌人经常来清乡，轻伤员和老百姓一起跑，对重伤员，老百姓准备好干粮，抬到山上藏起来。我们红军诞生以来就和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5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回忆我刚参加红军的时候》，就是讲我当年参加红军的事情，追思我尊敬的老首长黄公略同志。

　　伤愈回队后，我调到二大队四中队当中队长。8月以前，反动派对苏区不断清剿，敌人集中力量来围剿我们。彭军长由井冈山回到万载地区活动几天，又回井冈山去了，我们就回到了江西的铜鼓、万载、莲花一带活动。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没有饭吃，就吃竹笋、吃红薯干。有时抓住土豪、老财不杀，要他们的家属拿钱来就放人，筹集一点军饷。10月份，我光荣地加入共产党，介绍人是二纵队三大队的党代表余化明同志。浏阳暴动时，他就是农会主席。这个人现在还在常德医院住院，92岁了。1985年我来晃县时，去看了他。听说我来了，很激动。他说：“曹玉清这个人还在呀?”我们几十年没见面，他还记得我。我们二纵队三大队，还健在的只有3个人了。除了余化明同志和我外，还有个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李基同志，是平江人。

　　党的“八七”会议后，鄂东南搞起了党的武装，共产党员蔡申熙等同志即到这一地区活动。1929年秋，红五军李灿同志率领的第五纵队活跃在鄂东南的阳新、大冶一带，还在阳新城南的龙港建立了红军医院，武装斗争火红地开展起来。1930年农历四月，彭德怀同志带领部队从井冈山回湖南来了，部队集中准备打平江城。五纵队执行军部的命令，也被调入湖南，与红五军一、二、三、四纵队集结于平江县东部的长寿街，有1000多人。当时平江城驻的是何健的一个团，还有地方武装。在彭德怀军长的指挥下，我们一鼓作气夺取了平江城，全部歼灭了这个团，并缴了他们18挺重机枪。战斗中我腰部负了伤，但是为了保卫苏区，我没有住院，跟着部队继续打修水。

　　修水那里驻的是国民党江西部队的一个主力营，加上地方民团几百人，共有千多人。打修水县城时，我伤未好就带部队参加攻城。修水城，城墙高，难打。下午我们开始攻城，打到半夜后才打开，敌人全部被消灭。接着攻克武宁，消灭了大量敌人。攻克武宁后，就是打通了湘鄂赣边区与鄂东南苏区的联系。白军罗霖师和川军郭汝栋部，在五纵队离开阳新时乘虚而入，占领了阳新城。1930年农历五月下旬，红五军除留第一纵队在平江开展工作外，其余4个纵队在彭军长的带领下开赴湖北省，挺近阳新城下，回击罗、郭白军的进犯。

　　阳新城，南靠富水河，北有山岭屏障。这里驻守着罗霖师一个团。一天拂晓，我军攻击阳新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二纵队迂回到城东北后，大队长王炳良同志、大队政委余化明同志，让我们四中队抢夺一个高出城墙的高地，拿下这个阵地，就可直逼阳新城。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白军的外围部队，在我军的打击下，乘坐汽船通过富水河缩回阳新城内。这样，城里的敌人兵力增加至少有两个团，而且又不断地增援到我们中队攻击的这个高地上，给攻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黄昏时候，驻守大冶的川军郭汝栋部的5个团，为援救罗霖部，又从我们背后压来。如果这时我们还继续攻城，势必腹背受敌，其结果不但攻城不克，还要遭受大量伤亡。关键时刻，彭军长当机立断，命令红五军主力撤围打援。此时，我四中队正在向敌人阵地发起冲击，眼看就要攻上敌人阵地，突然我的左腿一阵酸麻，身子跌倒，向坡下滚去，后来被树桩挡住，忍痛坐起来，当看到血从裤脚流出来，才意识到自己中弹挂彩。就在我咬着牙，沿坡向上爬，决心和大家一起拿下敌人阵地时，大队长派人来通知我，说是军长下达了撤退命令，叫我们停止进攻。既然是军长的命令，我们就执行。我顺手捡起一根干树枝，支撑着站立起来，招呼跑过来搀扶我的战士，快传达命令，撤出战斗。这一仗没打好，我军伤亡人数很多。天黑了下来，红五军主力集结在一起，彭军长简要的进行了打援战斗动员令后，部队连夜向阳新、大冶边境转移。阴沉的天空，崎岖的山路。部队走得很快，我一跛一拐走着，实在赶不上队，无奈打开缴来的电筒寻路赶队，不料彭军长从后面赶上来，批评我不该暴露电光。这样，我终于被送进了在阳新龙港的红军医院。龙港的群众基础很好，不少老乡看到医院拥挤，就主动把伤病员抬回自己家里医治。几天后，我在龙港医院遇见了二纵队二大队六中队的佘金山同志，他也是在阳新战斗中负伤后被送来的，我们常在一起倾吐离队的苦衷。听说红五军离开阳新后，在大冶、阳新边境打了胜仗，击溃了郭汝栋部5个团，这就更增长了我们归队的情绪。龙港医院收留着上千名红军伤病员，绝大多数都是红五军各纵队的，有的上过井冈山，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教诲，大家革命热情很高，不等伤痊愈，就要求出院找部队。后来还是经过医院负责同志的反复说服，伤病员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1930年上半年，红五军在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部的5个团，接着又连打下了黄寺岗、通城、长沙，离我们越来越远。又因阴雨绵绵，山洪暴发，道路艰险，路上又没有部队护送伤愈的同志，我们无法归回原部队，心情都十分焦急。不久，传来了消息，根据湘鄂赣边区党的指示，在龙港组织新的红军队伍，要伤员参加，就地坚持斗争，保卫根据地。有的同志开始不愿留下来，要去找老部队，可是通过教育后，还是愉快的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7月的一天，医院和地方苏维埃民主政府的同志送来了许多枪支，听说这是红五军原来缴获敌人的战利品，现在拿来发给伤愈的同志和轻伤员。我们领到枪支，都高兴得很。以医院休养员为主，很快就在龙港发展了一支七、八百人的红军纵队。出院的伤病员组织编成四大队，我任中队长。

　　为了摆脱罗霖部的围剿，于8月间，我们这支红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广济县境，与红军的地方武装会合。江北的黄梅、广济、浠水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的红军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原属湘鄂赣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因有长江相隔，他们的活动又带有独立性。我们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同志任军长，陈奇同志任政委。当时红十五军只有两个团的编制，有一团和三团，共3000多人。我在三团三营八连，担任连长职务。北京军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陈金钰同志，当时在江北红军地方武装里工作，他在合编时也参加了红十五军，任三团三营七连班长。

　　当年，彭德怀同志对红三军团东渡赣江后，怎样在湘、赣两江之间发展红军，开展斗争，曾进行过设想。这件事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O年冬成立，约近3000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奇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作“改组派”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其中说的准备成立九军，陈奇同志任军长，实际成立的是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红十五军成立后，活动在黄梅、广济、浠水一带，出没于高山密林之中，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一些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一度解放了广济县城。我们还常在江边，打敌人的船队和码头。

　　1930年9月，反动派夏斗寅部队一面封锁长江，一面进剿红十五军，在强敌面前，我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一天，红十五军袭击黄梅县城，想筹备些粮款，可是由于县委出了叛徒，向敌人告密，透露了我军的行动计划，使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再加之黄梅城高地险，易守难攻，尽管红军战士英勇冲击，结果仍然不能奏效。这次战斗中，我又负了伤。红十五军面临敌人的残酷围剿，又无法与江南红军取得联系，弹药、粮食等物质补给困难，孤军作战，处境十分危险。夏斗寅带兵来围剿我们，他的兵多，装备好，和他们打了两仗后，红军过不了江南，就往北撤。军首长为了保存这支红军队伍，带领大家向鄂豫皖根据地转移。

　　9月底，红十五军边战边撤，移至鄂皖边境的英山境内，恶劣的气候，残酷的战斗，艰难的历程，使部队减员较多，情绪低沉。11月的一天，部队集合在英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沟里，召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蔡申熙军长在会上讲话，他站在一个小山包上说：“我们现在脱离了黄梅、广济，被迫离开了根据地。前有高山，后有追兵，我们还要走，走的是一条不平坦的路，这是很艰苦的。但是，革命就是一条曲折的路，苏联红军就是战胜了艰难困苦，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接着他又说：“干革命不是强迫的，我们都要做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愿革命的，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嫌苦的，不愿继续革命的，也可以离去，自找出路。可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劳苦大众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听了军长的话，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们都是贫雇农出身，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了红军，只有翻身求解放才是一条出路。此时此刻，虽然遇到了艰难困苦，但大家一心一意干革命，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部队。部队稍事休整后，继续向北挺进，途中还打下了一个县城。不久，我们同鄂豫皖边区特委取得了联系，大家高兴地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从此，我们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战斗在淮河两岸，大别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