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第一个抗日宣言的新晃人杨先泽

胡爱国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受制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拱手让出了北大营、沈阳城。史称“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的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刘昆(赵毅敏)、秘书长詹大权、军委书记廖如愿等，在当时的省委机关——沈阳小西门附近詹大权家里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和省委的应变措施。会议决定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事变强占满洲给中央写出报告，发表总的宣言和决议，并部署省委工作。根据会议精神，省委责成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起草宣言文稿。宣言第一稿写出后，经宣传部长刘昆修改，提交常委们讨论定稿后，即刻蜡纸、印刷、散发，第一个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于9月19日正式发表。

　　《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

　　《宣言》强调：“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宣言》号召：“工农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的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宣言》印出后，以传单的形式通过党员、团员、进步学生、群众等秘密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人们看到各种颜色的传单，奔走相告。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抗日立场和态度，使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它是充分表达东北和全国人民心声的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檄文，深刻揭示了事件的本质，明确提出了抗日的口号。继《宣言》发表后，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满洲省委决议案——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满洲省委给中央报告——日军占领满洲的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布置》。23日又作出《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这些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批判了蒋介石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为动员群众、武装群众，拉开中华民族武装抗日伟大斗争的帷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宣言》起草人杨先泽，1906年出生于晃县凉伞乡芒胆寨的一个侗族家庭。他1922年考取湖南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公费生，1924年底由共青团常德特别支部书记宋先礼介绍入团，从事反帝爱国运动。身份暴露后，于1925年6月转入于右任当校长的上海大学读书，受教于瞿秋白、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从事工人运动，担任上海曹家渡纱厂工会秘书。1926年10月由罗亦农任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关向应、杨尚昆、左权等同学。杨负责一年级党的组织工作，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两年学习期满后，留校担任翻译。1929年8月，因中东路事件被苏联遣送回上海。旋即由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派往沈阳，到刘少奇任书记兼部长的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后任中共哈尔滨地委秘书长。1931年4月，回沈阳复任省委宣传部秘书。期间，在时任省委书记刘少奇、陈潭秋领导下工作，为省委起草文件，为各种报刊撰写文章。1931年11月，杨与省军委书记廖如愿在大街上不意间被日本宪兵逮捕。遭三次严刑拷打后，杨承认是共产党员，并供出自己的住址，造成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宣传部长刘昆等领导被捕。由于张应龙叛变，给中共满洲省委造成巨大损失。鉴于张、杨、廖的变节行为，满洲省委开除了他们3人的党籍。不久，3人被引渡至伪满高等法院，以“反满抗日”罪被判刑6年。1934年7月，逢伪满皇帝登基三周年纪念大赦出狱。同年9月，杨返乡养病、经商。1938年初，全国抗战兴起，苏联派遣大批人员来华工作。杨先泽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之邀赴武汉，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兵工署、战地委员会等部门担任翻译工作。1943年秋，受国民政府派遣，任中国驻苏联赤塔领事馆副领事。1945年春，经莫斯科、伊朗、印度回国，任国防部第二厅五处科长。1949年1月，随国防部迁广州。杨看到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不愿为蒋家王朝卖命，4月借送家眷返梓时脱离国民党政府，同时被国防部免职,回籍在晃县中学任国文教员。1949年11月7日晃县解放后，他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协助人民政府工作，动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舒毓凤等旧职人员和从匪人员投诚。凉伞芒胆保长杨先明在杨先泽的动员下，积极协助解放军收缴民枪，仅用半个月时间，全保70余支各式枪支、1000余发子弹悉数收缴完毕，送交部队。

　　1951年暑假被关押后，杨为当年的变节行为深感内疚，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深刻的反省：“我开头参加革命，与其说是为工农大众谋利益，不如说是受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的热情所主宰。所以，被捕时，我不能慷慨一死，就是受小资产阶级动摇的阶级性所决定。现在反省到这段历史时，真是欲哭无泪。因为我脱离慈爱的母亲革命队伍之后，我开始堕落、颓唐，甚至陷入了反革命的国民党阵营!”1953年7月，杨先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