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翁淑馨同志是贺龙元帅的堂嫂，曾著有《我与贺龙》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该书只写到她1931年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现在她口述的《度尽劫波》一文恰好与该书衔接，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文首次发表，以飨读者。

度尽劫波

                                                 ——在湖南晃县的日子里

（翁淑馨口述）

一、祸从天降

1931年初，鄂西革命根据地由于夏曦“左倾”路线的恶劣影响，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我与蹇先任（贺龙夫人）在鹤峰官地坪，已感到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红军家属躲的躲，逃的逃。4月的一天，蹇先任的马兵（警卫员）叛变，企图出卖蹇先任，于是开枪打死马兵，惊动了敌人。瞬息之间，险象丛生。蹇先任交给我10块光洋，并断然说到：“事不宜迟，赶快逃命去吧！”

“逃命？要是逃不了命，我们今生今世也就从此永别了！”

“嫂子，快别这么讲，我的心都快碎了！快跑，快逃！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我就这样在慌忙之中与她匆匆惜别。没想到我与她都大难不死，34年后的1965年竟又在北京重逢。

当时，我孤身一人从官地坪向东跑，先到人潮溪，再向南到江垭，准备沿灃水到灃州去洪湖找周逸群他们。不料石门保安旅的罗效之封锁了通道，对红军和红军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我只好改道南行，白天躲躲藏藏，夜间匆匆赶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故乡铜仁，见到了孤寡一人的老母。

回到铜仁之后，听不到革命歌声，看不到战火烽烟，感受不到紧急的军情，眼前呈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惊奇地发现我好像是从一个世界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从1924年到1931年八年时光，所见所闻，所思所愿，使我这个八年前的闺阁女子思想开化了，行为勇敢了。就在1931年底，我选择了再婚。不再像母亲那样，我三岁时父亲去世，她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竟终生没有再嫁。

我的丈夫吴松培，在中南门开布店，商号吴茂记。他少年时随其父母从江西南昌丰城县来到铜仁，他有两个弟弟，都已成家立业。松培的亡妻留下一女，名叫吴柳枝，已是十八岁的少女。

1932年10月31日我生一子，取名如南，白白胖胖十分可人。为了照顾如南，特聘了一位奶妈，人称舒嫂，忠厚朴实。因为生意好，还请了一位管账的师傅。自我结婚一年多来，生意兴隆，整个家庭都沉浸在和谐欢乐的气氛之中。

但是，在我心中总有一种隐忧，担心我与贺龙、与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被人揭发，遭人暗算。因为自1924年我与贺敦武在铜仁结婚，然后随贺龙第一次北伐；1926年又从铜仁随贺龙第二次北伐，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若要“点水”（揭发检举）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我又想，吴松培是生意人，外来户，为人老实忠厚，不会与人结怨。我呢，虽是本地人，但我一个年青女子更不会与人结怨，母亲寡居，靠几亩薄田维生，一心念佛，慈善为本，似乎我的担心又是多余的。1933年初，军阀车鸣异突然驻军铜仁，旅部设在今铜仁中学位置。8月16日清晨6点，祸从天降！车鸣异的匪兵突然将我家团团围住，声称捉拿“共匪”、“异党”。

也是天大的幸运，我到母亲老家打葛冲去了；松培又去了他父亲家。于是匪兵一边吊打舒嫂，一边疯狂抢掠我的家产。不到三个小时，我的家被匪兵抢劫一空。我的儿子如南，幸得邻里提醒柳枝：“快抱走你弟弟！”柳枝才趁乱将如南抱走，而她因受此惊吓，得了一种怪病，无药可治，不久就去世了。

但是车鸣异非要抓到我这个“共匪”不可，竟从我们一个亲戚口中查获松培藏匿的地点，绳捆索绑押到旅部严刑拷打，上了踩杠，压折了双腿。半年之后，车鸣异撤出铜仁，松培被放了出来，也算是捡了一条命。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告密的人竟是吴门至亲！人心难测，出卖亲友，他就不怕报应吗？

二、运交华盖

1934年初，松培伤疾初癒，我们一家三口便含悲忍泪地离开了铜仁这个是非之地，伤心之地，开始了数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先是去镇赶（今湖南凤凰）给人打工，干了几年，稍有积蓄。但长期打工，终非长远之计，松培决心重整门户，我很是支持。当时，听说晃县龙溪口商贾云集，好做生意，便于1938年初来到龙溪口。龙溪口有龙溪水源出贵州万山，下入㵲水。紧靠河岸建有一大片房屋，我们便租得一间。龙溪口有江西会馆，老表甚多，松培便去找了会馆会长。会长对我们的遭遇十分同情，立即指定一个商号赊货，卖后结账。松培在街上摆了一个纸摊，卖些笔墨纸张，又因他毛笔行书还可以，每逢年节，主要是赶集时，便为人书写对联，代写书信，生意也还顺手。可以将就维持三个人的生活。

转眼端午节到了，有钱人家包粽子，杀鸭子，全家老小吃喝玩乐好不热闹。可是我们囊中羞涩，两手空空，唯恐刺伤南儿幼小的心灵，便去河边玩水捉鱼，转移孩子的视线。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才从河边返回。我特意盛了一碗水，对松培说：“时节莫拿空过去，盛碗凉水下菖蒲，也算是过了节吧！”松培说好，也是图个吉利。我俯身问南儿：“今天你过端午节了吗？”他仰着头，高兴地说：“过节了！”听到他那稚嫩的声音，我一把把他搂在怀里，泪流满面。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天上午，上节街突然失火，火大风急，火势十分凶猛，由于整条街全是木房，几个钟头便烧成一片瓦砾。我家仅抢救出一些日常用品，堆放在河岸上。

不料下午四点钟左右，忽听有人大呼：“洪水来了，洪水来了！”转眼之间，洪水把堆放的那些衣物冲得一干二净。

眼看一无所有，我断然对松培说：“你赶快回铜仁借贷救急，龙溪口待不住了，我们去老晃城，你回来后在车站附近找我。”于是，松培慌忙返回铜仁。老晃城并不大，但却是交通孔道。它西通贵州，西北通四川，西南通广西，商人、军人、难民经常往来，商机甚好。它虽叫“城”，其实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老晃城距龙溪口大约五六里路，当天因无钱住店，经好心人指点，城东老营盘有一座破败的小庙，可以棲身。这座破庙蛛网密布、杂草丛生，污秽不堪。我找了一块木板，简单清扫了一下，铺上一些稻草，搂着南儿和衣而卧。

我哪里睡得着，看着熟睡的孩子，心里默默地唸到：“孩子，爹妈对不起你，小小的年纪就让你跟着我们受苦受难。”看到眼前的惨状，彻夜难眠，多少往事都一起涌上心头。

1924年，十八岁的我与贺龙的堂兄贺敦武结婚，经过两次北伐战争，1926年贺敦武升任旅长在湖北攻打吴佩孚时阵亡。1928年贺龙、周逸群在湖南洪家关起义，建立红色政权，我追随红军在湘鄂西进行游击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血雨腥风，艰苦备尝，从未感到过孤独和无助。万万没有料到，落到今天的地步。抚今思昔，禁不住泪如雨下。

三、不速之客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那天身无分文，眼看就要饿饭，这时，我带着南儿走出破庙，竟然在路边捡到一张十元钞票。我用它买了些鸡蛋、糯米、炉灶、碗筷在客车站旁卖起了甜酒汤圆、甜酒鸡蛋。当天一大卡车士兵，他们跳下汽车把我卖的食品全都买完。

次日，松培从铜仁赶回，也得到一笔友人资助。于是便在车站对面租下彭家未竣工的木房，稍事装修之后便开设了旅店。松培去买来几尺白布，写上“南昌旅社”四个大字挂了出去，就算是正式开业了。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南昌旅社”也初具规模，虽然与同一条街上的“西南旅社”、“太平洋旅社”、“大同旅社”相比差得很远，但总算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有一天，来了一位远房的亲戚，她叫翁老梅，按照辈分我应称她姑妈。此人奸猾成性，尽做些贩卖鸦片，买卖丫头，包打官司之类为非作歹，伤天害理之事。那天，她拿了一些鸦片烟土来住店，为了逃避警宪每晚的检查，她要将烟土藏在我的内室，我高低不同意，双方争吵起来，松培见状，便很不客气地对她说：“这些年我们多灾多难，现在稍稍安顿下来，只能吃‘补药’，吃不得‘泻药’。你老人家做这些违法的生意莫来我家，不仅今天莫来，今后也莫来！”翁老梅“哼”了一声，气冲冲地拿起行李走了。

1938年夏天，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自称是未婚夫妻。男的叫徐天爵，女的叫汪凤梅，要求住店。我们这个小旅店只有十几个房间，条件简陋。对此，徐汪二人并不嫌弃，提出要住离我们内室较近的二楼房间，并且这一住竟住了近半年之久。

住久了，人熟了，松培待他俩如同亲人一样，过年过节请他俩吃饭，有事也同他商量。我则经常去他房间打开水，擦桌椅，整理内务。期间，他二人在西南旅社举行婚礼，还特地要如南为新娘牵披纱合影。

徐天爵其人谈古论今，学问渊博。他对书法很有造诣，字写得好，还善于口书（用嘴咬着毛笔书写），为人十分儒雅。但是，我对徐天爵其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因此，我与他夫妇相处融洽，一团和气。

193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秦光远夫妇带着孩子来到南昌旅社。徐天爵与秦光远彼此是认识的，多年不见，免不了寒暄一番。

秦光远这个人很不平常，不仅与我是同乡，他原是贺敦武手下的团长，而且是拜把兄弟。敦武北伐阵亡后，秦光远接任旅长，后又参加南昌起义，是贺龙的亲密战友，得力战将。他与夫人此次前来，有些蹊跷。他原先只有三个男孩大雅、大雕、大双，这次多了一个，而且年龄也不符。我便拉着秦夫人到后面房间询问情况。

原来，秦光远竟是从延安来，受贺龙委托，把大女儿贺捷生带回后方抚养，因为秦光远没有女儿，便将贺捷生剃去头发，扮成男孩。我知道情况后，大为惊恐，先是立即派人把捷生送到龙溪口刘见清家。刘见清是一年前如南认的干爹，比较可靠。

我又让松培去买了一瓶茅台酒，以为秦光远接风洗尘为名，邀徐天爵陪客，徐十分高兴，喝得酩酊大醉，也不再对秦盘根问底了。事后秦光远伸出大拇指对我说：“大嫂，你真了不起！今天好险啊！”第二天一早，秦光远夫妇就去龙溪口接上捷生离开了晃县。

不久，徐天爵夫妇离开南昌旅社，临走前竟坦诚地告诉我：“我是XX局的科长，是来监视你的。你的姑母翁老梅告你通共，有重大嫌疑，上级派我来查访。我住这么久，你与大哥为人很好，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共产党活动，明天我要走了，向上面汇报，说你们是良民，你们要多加小心啊！”

是啊，“多加小心！”小心火，小心水，小心人，尤其是小人，哪怕他是远亲甚至近亲。就这样在那战火横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我们苦苦挣扎，小心翼翼，艰难苦恨繁霜鬓，终于熬到了1948年，我们举家回到了离别十五年之久的故乡铜仁，见到了满头白发的母亲。回乡后的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给广大中国人民也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安详！过去那笼罩着的种种劫波终于渡到了尽头。

（吴如南、吴如嵩记录、回忆整理）

附1：

吴如嵩教授简介

吴如嵩教授，系翁淑馨老人次子，贵州省铜仁市人，1940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晃县老晃城，即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晃洲社区晃州路居民组。1962年7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0月入伍海军。1963年从海军调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今战略研究部）工作。1973年6月入党。历任研究员、室副主任、主任，系硕士、博士生导师，军队技术三级。他是中共十四大代表，全军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军优秀科研工作者”。

吴如嵩教授在军事科研实践中，对以《孙子兵法》为重点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行深入挖掘研究，在古兵法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孙子兵法》研究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被业界誉为当今中国研究《孙子兵法》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席专家、高级顾问。他先后出版《孙子兵法浅说》、《孙子兵法新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孙子兵法辞典》(主编)、《孙子校释》(主要作者)、《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第一常务副主任）等十余部专著。其中《孙子兵法浅说》出版后，重印20多次仍然供不应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孙子兵法与传统医学》两部著作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日等4种文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中国军事通史》作为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他曾发表百余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应邀在日本、马来西亚进行《孙子兵法》学术交流。

附2：

《铜仁市志·人物·翁淑馨》影印件